1966年—1976年，在“文化大革命”历史背景下，学校正常秩序被破坏，各方面遭到严重破坏。但学校师生始终咬定青山不放松，采取多种教学方式，坚持教书育人，搞好教育教学工作，为地方基础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发展曲折，办学受到影响（1966—1970年）

（一）召开第四次党代会

1966年1月10日至12日，学校召开了中共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第四次党员大会。校党委书记王厚溥代表第三届党委会作了工作报告，大会选出了第四届党委和监察委员会。2月25日，中共重庆市委批准了由王厚溥、赵诚、朱桂芳、刘平直、魏冀玉、王德裕、李光奇、关长福、李劲夫、沈奉贞、吴锡纯11位同志组成的第四届党委，由王厚溥任书记，赵诚任副书记。市监委批准了校监察委员会由三人组成，赵诚任监委书记。新的党委会注意吸收年轻的同志，平均年龄由上届的47岁降为40.8岁，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党委班子。

（二）动荡初期，“大批判”和造反派夺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经重庆市委同意，1966年学校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领导“大批判”工作。1967年至1968年期间的“造反派”打砸抢成风，致使学校的校舍建筑、教学仪器，图书资料、人事档案等遭到严重破坏。其中生物教学楼、运动场等基础设施破坏严重，教学仪器设备被盗和毁坏170余件、家具被盗和被损坏5000多件、图书资料被毁被盗2万余册，其中不少是珍贵藏本善本书籍，学校遭受了空前的文化浩劫。

（三）成立校革委会，专业科改为专业连

1968年底，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批示，学校成立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由十五人组成，下设政工组、教改组、办事组。1970年8月，校革委会提出《关于行政机构的改革意见》，将原来的三部（组织部、宣传部、人民武装部）、一室（党委、院办公室）、三处（人事处、教务处、后勤处）、三科，改为三处（政工处、教务处、后勤处）、一室（办公室）、一部（武装部）和七个科；将6个专业科改为5个专业连，即中文连、数学连，工基连（物理、化学两科合并组成），农基连（生物科组成）和地理连。

（四）“清队”、整党、“批清”对学校带来破坏

1969年1月，中央作出“清理阶级队伍”的部署。2月，四川省召开整党工作座谈会，接着重庆市革委会召开“清队”工作会议，“清队”工作在学校展开。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提出了五十字的“建党纲领”，要求按照这个“纲领”进行整党。从10月至12月经过所谓“党员学习、斗私批修、群众评论”三个阶段，全校102名党员中恢复组织生活的有80人。1970年初，学校分别在校部和梁平军垦农场进行整党工作，绝大部分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整党后学校恢复党组织，建立了七个党支部。随后进行整团建团工作，恢复了团的组织，建立了新的团支部。

1970年4月，根据重庆市革委会的布置，学校开展了所谓“批清运动”。同年秋，在四川省革委会和成都军区的统一要求下，学校部分师生被下放到梁平军垦农场，以军事编制参加体力劳动。1972年底，中共四川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纠正“批清”错误。全校随即召开教职工大会，纠正“批清”中出现的问题，对受审的干部落实平反政策。

二、坚守情怀，推动教育革新（1971—1976年）

（一）时隔六年，恢复招生

1970年底，中共中央发出〔1970〕46号文件，批转北大、清华两校招生试点经验的请示报告。1971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按照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所发的《会议纪要》精神准备恢复高校招生。同年底，四川省召开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确定重庆师范专科学校5个专业恢复招生共330人，其中，中文科90人、数学科90人、农基专业60人、史地科60人、外语科30人。

1972年3月，重庆、江津、涪陵、凉山等地推荐保送的知识青年、工人、农民入学。这是学校在“文化大革命”中停止了六年招生后迎来的首批新生。7月，四川省高教局为了保证中学师资培养的质量，决定将师范院校的理科和外语专业的学制由二年改为三年。学校修订教学计划，加强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训练，重视对中学情况的调查研究，注重中学教材、教学法的研究，组织到中学去实践锻炼。在教学管理制度方面，拟订了学籍、考试、考勤等管理办法。

（二）创新办学模式，面向农村办学

1975年4月，国务院转发《关于学习朝阳农学院经验和有关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强调要为农村培养适用型人才。学校认为采取“社来社去”的办法为农村培养更多中学教师是可取的。经省高教局批准，学校选定在永川地区的荣昌县举办“社来社去”中学师资培训班。7月，在中共永川地委和荣昌县委大力支持下成立了领导小组，招收大文科、大理科各50人。培训班密切结合农业生产进行教学，并到附近中学进行短期教育实习。虽然当时外界干扰很大，但在师生共同努力之下仍然坚持完成了两年的学习，学员毕业后回到永川地区中、小学任教。1976年，学校与重庆大学共同为江津地区举办了“江津五七大学”，学校为其开办中文、数学两个专业，重庆大学为其开办了机械制造、电机两个专业。1977年7月，“社来社去”班停办，遗留的部分校产交给江津五七大学。

（三）调整旧专业，发展新专业

1976年初，学校有中文、数学、生物、史地、外语五个系。学校进一步充实、整顿和健全专业，决定重建理化专业，史地系内分设历史和地理两个专业，历史专业以学历史为主兼学政治；地理专业以学地理为主兼学数理。两个专业学制均为三年，分别招生。经请示四川省高教局同意，学校将物理、化学恢复合并为一个系，下设物理、化学两个专业，同年12月开始招生。

（四）不改育人情怀，坚持教学科研工作

教学培训工作坚持不懈。在学校停课闹革命的动荡时期，广大教师顶着“四人帮”的压力，自发组织小分队为重庆市和邻近各地培训中学师资和技术人员。文史、数理及外语、体育各专业密切结合各地的需要，开展人才培训和义务教学等工作，培训时长根据需要确定，深得各地中学和教师的欢迎和好评。据不完全统计，从1969年到1976年，学校在重庆、大足、黔江、巴县、江津、自贡等地举办各种师资短训班67期，培训中学教师956人。举办专业技术培训班177期，如数学系的优选法培训班、生物系的农用微生物、地理系的气象、土壤等短训班，参训者达2万余人。

科研工作卓有成效。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间，广大教师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共取得20项科研成果，达到全国水平的6项，达到省级水平的11项，市级水平的3项。其中，生物系教师坚持理论和实践结合，进行了“红苕高温窖藏”实验，取得良好效果。贮藏的红苕完好率达99％，经贮存的红苕新鲜如故营养成分保持完好，苕种发芽率高。1975年5月，重庆市革委会转发的《重庆师专关于推广高温大屋窖贮藏红苕的情况报告》中提出力争二至三年内在全市农村推广普及这项技术。学校抓住这一契机，利用暑假组织师生60人分成10个小分队分赴江津、涪陵、万县、内江、宜宾、乐山、南充、绵阳、达县、重庆10个地、市，推广贮藏红苕的试验，共建高温窖653个，贮藏红苕1000多万斤，举办现场培训班48次，培训学员3000余人。在此基础上生物系又进行了高温窖藏技术和机制的研究。

函授教育一枝独秀。1960年，根据四川省教育厅和高教局关于在省内四所师范院校开办函授教育的指示，学校中文、数学、物理三个专业招收函授学生共600名。“文革”开始后函授教育遭到严重破坏被迫停办。1967年，学校冲破各种阻力仍举办了函授教育。1975年3月，学校决定在教务处下设业余教育科，函授教育由此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起来。先后在江津、涪陵、万县、自贡、重庆等地市开展了中文、数学两个专业的函授教育。针对上山下乡返城的知识青年，开办语文、数学函授短训班，招生2000人。截止1976年底，中文、数学专业的函授学生达3.8万人，其中中文专业2.8万人，数学专业1万人，编成370个学习班5000多个学习小组。各地建立了地区、县、区、公社四级函授教育辅导和管理机构，落实专管人员。注重函授课程基础理论知识和实际应用相结合，坚持按期完成函授教学进度。广大教师认真负责的精神深得各地政府和学员的好评，为学校后来的成人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召开第五次党员大会

1973年7月29日至31日，学校召开第五次党员大会，196名党员出席大会。大会听取了校临时党委题为《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新的党委。经中共重庆市委批复同意大会选出的王厚溥、王耀祖、李止舟、刘平直、王德裕、李光奇、李玉德、沈奉贞、陈世杰、李生银、刘培荣（军代表）、张玉（工宣队）、曹正明（工宣队）、余福才、李素英（学生）等十五人为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第五届党委委员，由王厚溥任党委书记，王耀祖、李止舟（未到任）、李玉德为副书记。